近年来，围绕安全套的争论屡屡发生：围绕网络性用品商店的论争；围绕四城市开展试点的“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”的论争；围绕安全套自动销售机进入大学校园的论争；围绕某市公共汽车上安全套广告的论争；围绕安全套广告在传媒上解禁的论争等。
安全套的功能一是防止怀孕，二是防止性病传播。对这样一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类制品的使用，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争论呢？
本来，一种商品为自己做广告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，为什么涉及安全套就起了争论呢？问题就出在安全套的广告会引起某种联想，即对性的联想。由于性被当作一件坏事，一件应当否定的事，对它的联想才变成了罪恶的、下流的、低贱的、不洁的、暧昧的。与此相对照，卫生巾就可以做广告，因为对它的联想是月经，月经与性都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，那么为什么前者可做广告后者不可以，这一区别是什么观念造成的呢？答案是，前者是一种中性的即不好不坏的现象；而后者不是中性的，而是坏的。
如果性是一件好事，一件应当肯定的事，它所引起的联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了。
性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件坏事呢？我国古代的性文化是相当健康开朗的。西方的学者常常把古中国、古日本、古埃及的性文化与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性文化相提并论，认为那时的人们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、健康的事情，一件好事。
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。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，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，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，生存之道，它不仅是一件好事，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。
只是从宋明理学开始，才把性看成坏事，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规律相对立的。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，使我们丢掉了自然古朴的性文化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端时期，对性的隐匿、规避、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，在“样板戏”中，任何能够引起性联想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被扫荡得一干二净。
如今，这种观念已经显得荒谬和过时。然而，它的余威还在，它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，隐藏在关于安全套的大量论争背后。如果一种健康的性文化能够建立起来，类似于如何处置安全套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，而人们的身体就能够得到最有力的保护，从而避免“因虚（观念）害实（利益）”的悲剧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情愿的怀孕和性病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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